中国和U.S.A.外交小舞步:周恩来(Zhou Enlai)飞快

作为贵宾,基辛格等人被安排住在钓鱼台国宾馆六号楼。下午四点半,周恩来前往看望他们。大概是怕要磕头,基辛格还没等周恩来走到跟前,就有意地把手伸了出去,动作还是有点僵硬。周恩来立即会意地伸出右手和基辛格握手。回到美国后,基辛格向尼克松汇报:“根本不像我们事前担心的要磕头。”

中方草案递到美方手中,经过一番解释和紧急磋商,基辛格和他的助手们终于明白了中方草案“求同立异”精神的奇妙之处。

  答:体育若想发挥真正的外交功能,必须在已经存在的框架内发挥作用。很少有人了解中国人在1971年为乒乓外交做了多么精心的准备。这意味着大部分人仍然认为,你必须做的全部事情就是让伊朗参加一场摔跤比赛,然后制裁行动和核计划就会因此立即消失了。作为采访的结束部分,我想说的是,体育比赛不作为外交工具使用时,仍然经历了许多甚至更为伟大的时刻。我总是会想起卡罗利·卡尔帕蒂。这位匈牙利籍犹太运动员参加了1936年奥运会的摔跤比赛。他在希特勒在现场观看比赛的情况下打败了德国人的宠儿获得冠军。很明显,希特勒没有和他握手就离开了。而卡尔帕蒂却在那个座无虚席、寂静无声的体育场里传达出了超越国家利益的一些东西。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尼克松,并率先伸出手同尼克松相握。以后,两国大门打开,增进了解,美国人见着中国领导人要磕头的担心,就这样成为历史笑谈。(摘编自《文史博览》)

1969年1月20日,一位曾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时代担任8年副总统、以反共著称、后来又宣告退出政界的美国共和党政治家入主白宫,他就是理查德·尼克松。

  问:美国对古巴做出过类似姿态,但双方的交流未能使哈瓦那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解冻。为何美中之间的交往尤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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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做好同基辛格举行预备性会谈的准备工作,周恩来多次召集外交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会谈方案,研究分析美方情况,并对礼宾、民航、安全、保密等接待工作,进行了周密细致的部署。他在强调这次中美会谈的重要意义时说:“这是中、美交往中断了20年后第一次重要的高级会晤,这说明了美国封锁敌视中国政策的完全失败。为了摆脱被动局面,美国不得不放下一贯的傲慢架子,跑到北京来与我们会谈。不是我们有求于他们,而首先是他们有求于我们。我们应该本着落落大方、以礼相待、不卑不亢的精神做好这次接待工作。”

  今天,我们往往会把美中关系视为理所当然。令人难以回想起的是,40多年前,北京和华盛顿之间还没有直接接触。但一群美国乒乓球运动员将会以某种方式对两国关系的破冰起到帮助作用。为本杂志工作的贾斯廷·麦克唐奈日前围绕乒乓外交在美中关系破冰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体育外交在当今世界能够发挥的作用采访了《乒乓外交:那场改变了世界的比赛背后的秘史》一书的作者尼古拉斯·格里芬。

(原标题:中美建交趣闻:尼克松曾最担心见毛泽东要磕头)

周恩来首先引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中国古话,欢迎美国朋友。会见时,美国男乒运动员格论·科恩询问周恩来对美国青年中流行“嬉皮士”的看法。他用一段富有哲理的话回答说:“可能现在世界青年对现状有点不满,想寻求真理。青年思想波动时会表现为各种形式。但各种表现形式不一定都是成熟的或固定的。因为,寻求真理的途径总要通过各种实践来证明是对还是不对,这在青年时代是许可的。各种思想都要通过实践检验一下。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懂得青年人的心理:特别好奇。”“按照人类发展来看,一个普遍真理最后总要被人们认识的,和自然界的规律一样。我们赞成任何青年都有这种探讨的要求,这是好事。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去认识。但是有一点,总要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性,这就可以使人类的大多数得到发展,得到进步,得到幸福。”

  答:乒乓球比赛或许是最不可能被采用的沟通方式,但它却至关重要。它缓和了紧张局势,争取到两国各自的民众,而且为尼克松、毛泽东和周恩来从中操作创造了大量喘息的空间。人们很容易会忘记这一切发生的是如此迅速。而不到一个月时间,大部分美国人就对中国加入联合国表示支持。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此种情况。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在访问巴基斯坦时突然装病,于凌晨登上飞往北京的飞机。在南苑军用机场,基辛格首先见着叶剑英,当然没有磕头。但基辛格的紧张没有消除,有人这么记述的:从基辛格当时的表情来看,忧虑是很重的,玳瑁宽边眼镜后的脸膛肌肉紧缩,没有一丝笑容。

尼克松端起酒杯,走到麦克风前作了这次访问中从未有过的即席讲话:“联合公报将成为明天全世界的头条新闻。但是,我们在公报中说的话,不如我们在今后的几年要做的事那么重要。我们要建造一座跨越16000英里和22年敌对情绪的桥梁。可以说,公报是搭起了这座通向未来的桥梁……”尼克松还不无得意地说:“我们访问中国的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答:人们还不明白中国为实现乒乓外交做了多么精心谨慎的准备。将近20年里,他们一直把乒乓球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加以运用。被选送到日本的运动员深受信任,而负责与美国人接触的那个人是一位政治人物。负责管理这支队伍的官员曾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军事分析人士。针对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的接触工作是直接由该国领导层实施的。周恩来本人几乎安排了此行的所有事宜,甚至亲自挑选了驾驶飞机把运动员送到日本并从日本接回国的飞行员。与美国的整个接触过程都被安排得让人看上去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但实际上有关那一时刻的所有事情都不是自发进行的。

这种担心不是空穴来风。首先,这场秘密外交基本上是按中国的条件进行:是美国特使去北京,而不是周恩来到华盛顿。由此,他们的理解是:这是中国按允许外国使节拜会中国朝廷的古老规矩发出的邀请。其次,历史上有外国使节曾被中国政府遣返回国。1651年,第一个到中国的俄国大使因不肯给顺治皇帝磕头,结果被立即遣送回国。1816年,英国大使阿姆斯特勋爵拒绝给嘉庆皇帝磕头,也被押送遣返回国。

7月以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出现了更多的变化。尼克松访问亚洲和欧洲的一些国家,他多次表示:美国准备开始同北京交往,反对苏联建立“亚洲安全体系”;如果让中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亚洲就不能“向前进”。在罗马尼亚访问时,他甚至称:不应孤立中国,美国愿意同苏联和中国都建立友好关系。

  答:毛泽东和周恩来早年在延安的窑洞里就打过乒乓球。然而,他们接受乒乓球作为国民运动的唯一原因是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当时处于一位名叫艾弗·蒙塔古的英国人的控制之下。此人是一位贵族,也是希区柯克的电影制片人和一位为苏联工作的间谍。他于20世纪50年代初到过北京,为中国加入国际乒联奠定了基础。对中国人来说,所有的体育项目都具有政治意义,但很明显,由一位共产主义者担任一个国际机构的主席并不常见。一旦中国人开始关注乒乓球,他们就发现花少量的钱即可大有用途。在世界其他国家,运动员个人没有充足的资金来与一个国家展开竞争。毛泽东努力使中国代替美国或苏联成为发展中国家可以求助的第三个选择时,他把乒乓球队作为体育大使派遣出国。这些乒乓球运动员在国外并不羞于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在不同的国家都因过度谈论政治而并未专注于乒乓球运动而遇到过麻烦。这些明星们不时会出于对自己有利的原因而联合在一起。

因此,基辛格受命去北京,认为很有可能要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磕头。为此,他和尼克松十分犯难,几次一起秘密商量如何处理此事。但两人商定的办法是什么,尚未查到史料。

中方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拿出了另一份非常独特的公报草案,它完全打破了老一套格调。在中方草案的序言中,概述了尼克松总统访华基本情况。第一部分要求各自写明对国际形势和重大问题的看法和立场。中国方面以十分明确的语言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美方部分留下一些空白页由美方自己写。第二部分吸取双方共同点明确了建立中美关系的共同原则和共同声明。第三部分各自说明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和主张。第四部分写明改善双边关系的某些具体建议。

  “没人猜想到会产生轰动效应”

毛泽东与尼克松合影 资料图

当尼克松总统和夫人走出他的专机时,他为了让世界记住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有意把其他随员先暂留在了机舱里。身着厚重灰色呢大衣的尼克松与身着红外衣的夫人帕特走下舷梯,身后没有任何人跟随,当走到离地面还有三四级台阶时,尼克松微笑着伸出他的手,急步朝站在舷梯外两三步远迎接的周恩来走来。周恩来站在原地也把手伸出来了,中美两国领导人在隔绝了20多年后,终于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摄影师不失时机地拍摄了这一历史性的瞬间。

  问:有人曾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小球推动大球”。乒乓球是如何被毛泽东用作政治工具的?

本文来源:《快乐老人报》2016年5月12日得16版,作者:佚名,原题:尼克松曾担心来华要磕头

基辛格一下飞机就钻进了大红旗轿车,车子很快就风驰电掣般地驶向钓鱼台国宾馆。一路无阻,基辛格被当作贵宾,安排住在5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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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由于陷入越南战争泥淖不可自拔,美国总统尼克松决定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去中国打破外交僵局。但是,由于相互隔绝达20年,他们对红色中国很陌生。在基辛格去北京的诸多准备事宜中,他们最大的担心就是怕见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要磕头。

接着,尼克松、基辛格利用出访的机会,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中国领导人传话:美国不同意苏联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不参加孤立中国的安排,希望同中国对话。10月,美国政府通知我国政府,它将停止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

  据参考消息1月13日报道 【日本《外交学者》杂志网站1月9日报道】题:专访《乒乓外交》一书作者尼古拉斯·格里芬(记者贾斯廷·麦克唐奈)

2月25日,周恩来同基辛格会谈,就中美联合公报的措辞问题交换意见。由于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存在分歧,在中美联合公报中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辞仍然没有定下来。当时,美方担心如果公报不能发表,尼克松的访华成果就无法体现。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在会谈时说:“反正双方观点已经接近了,我们也报告了毛主席,说已商定要写最后从台湾撤军的问题,但还要设法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辞表达。”基辛格立即表示:我们十分欣赏中方所表现的慷慨和公正的精神。

   1971年4月15日,中国运动员杨瑞华(左)和美国运动员迪克·迈尔斯在上海比赛前握手。(资料图片)

继“乒乓外交”之后,中国方面又向前走了一步。4月21日,周恩来通过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转告美国政府一份口信式的文件一《周恩来总理给尼克松总统的口信》,这份《口信》说:“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高级领导人直接商淡,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

  问:1971年发生的事件是如何对美国和中国于1979年正式建交起到特有的帮助作用的?

6月2日,周恩来的口信由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里拉转交给基辛格。当基辛格把打成正式文件的周恩来口信交到尼克松手中时,这位美国总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满意地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中国做了精心谨慎的准备”

相互探询,尼克松与中国人跳的一场错综复杂的小步舞

  问:考虑到中美民众之间曾彼此怀疑和孤立长达数十年时间,促成1971年发生的事件会有多么大的难度?美国乒乓球队结束中国之行回国后是否遭到了强烈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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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你会如何评价自封为体育使者的丹尼斯·罗德曼以及他的朝鲜之行?他的“篮球外交”有可能影响朝鲜与美国的关系吗?这与20世纪70年代初的乒乓外交有何区别?

事后,中美互相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

  问:为何体育外交仍是一种可用于启动两国关系重建工作且在很大程度上未经充分利用的外交工具?你是否认为体育运动是一种了不起的平衡器?

4月24日,这份《口信》由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直接转达给尼克松总统。29日,尼克松以口信方式答复,表示愿意接受邀请。5月17日,美国又通过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正式答复中国:尼克松总统“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进行认真交谈,双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尼克松还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谈”。

  “走进球场不意味着执行外交任务”

当天下午,美国代表团开会,团长格雷厄姆·斯廷霍文宣布:访华事已得到政府许可。这时,场外挤满了各国记者。斯廷霍文说:“我感到非常高兴,心情与其说是兴奋,毋宁说是惊讶。”美国白宫发言人表示欢迎,认为这是中国要同美国改善关系的“一个认真的信号”,“这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事”。

  答:仅仅走进另一个国家的球场并不意味着你在执行外交任务。之所以唯有乒乓外交发挥了作用,是因为中国付出大量努力为之做了准备,也因为这甚至是基于尼克松、基辛格与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此前已经存在的善意才能实现的。很难想象这种情况会再次发生,但它并非不可能出现。我想说,与其说形势的发展取决于罗德曼,不如说更取决于朝鲜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有关方面并没有做什么幕后工作。中国在实施乒乓外交之前就做了许多事情,包括释放了一名即将离世的美国牧师,以及为允许美国记者进行采访而改变了相关签证要求等。

对于尼克松访华时的中美联合公报,基辛格事先准备了一份经过尼克松审阅和批准的草案。这个草案长约3000字,包括了访问情况、两国关系的一般原则、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和台湾问题等4个部分,是按国际惯例的老套路起草的。草案在含糊其辞地强调共同点的时候,掩盖了双方的分歧。并在台湾问题上有意回避不谈美国撤军问题,反而要中方承诺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答:当时确实有很大的不信任感需要克服。这也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决定最初不通过国务院与北京进行接触的原因。一开始起作用的全是通过巴基斯坦人的外交邮袋来回传递周恩来总理手写的秘密纸条。唯一的问题是这一渠道没有奏效。双方仍存在很大误解,以致尼克松和基辛格没有意识到中国人认为自己做出的一个明显的公开姿态———在一次阅兵中把一名美国记者安排在毛泽东的身边。基辛格和尼克松随后不得不在收到乒乓球比赛的邀请前忍受了3个月的寂静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讲,乒乓外交的出现给白宫带来巨大的安慰,但它也让基辛格感到担忧。他已经建立起精心设计的秘密外交渠道,然后一群乒乓球运动员却突然出现在了北京。有许多事情本来可能会出现问题。而那些突然意识到自己站在天安门广场的美国乒乓球运动员中没有一个人真正对中国有任何的了解。他们仅有48个小时为此行做准备。他们曾在名古屋第一次见过那些中国人。他们都为此行的结果感到担心,但没有一个人能够猜想到自己的访问会产生多么大的轰动效应。直到他们一周后离开中国时才有机会看到世界各大报纸。他们大感震惊,但得知此行在世界各国成为头条新闻也让他们如释重负。

对尼克松的信息,周恩来采取了中国戈的回答。10月1日,是中国人民庆祝自己国庆节的重要日子。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并站在毛泽东身边,检阅首都北京的国庆游行队伍。

当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的宴会,欢迎尼克松及其夫人帕特一行。

美国在放宽限制的同时,想方设法同中国接触。12月3日,在波兰华沙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向中国驻波兰使馆译员表示,得到华盛顿的指示,准备恢复同中国大使馆的联系,愿意同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代办雷阳会晤

就在基辛格即将离开钓鱼台国宾馆时,联合国大会的表决结果传到了。11月26日上午9时,周恩来来到钓鱼台与基辛格话别时,悄悄地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而对基辛格则守口如瓶。毕竟,此时如告诉正春风得意的基辛格,定会使其难堪,这不是周恩来为人处世的方式。

其实,这次会谈的结局,早在毛泽东与周恩来的预料之中。苏联方面想同中国缓和一下关系,借中国压美国。这次谈判一直持续了9年之久,虽未达成任何协议,但两国边界未再发生大的武装冲突。

拿到修改后的公告稿,基辛格非常满意,他清楚,中方已经设身处地考虑了美国方面的意见。因此,他干脆在“接受邀请”几个字前加上了“愉快地”一词。双方皆大欢喜。稿子基本定下来后,心情畅快的周恩来说:“这个公告的发表,将会震动世界。”

正当美国新政府外交频频翻新的时候,中苏边境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这年3月2日凌晨,苏联边防军出动70余人,装甲车两辆、卡车和指挥车各一辆,悍然入侵我国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的珍宝岛,首先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多人。我边防军在多次向苏边防军警告无效、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还击,给了入侵者以歼灭性的打击。

1971年3月28日至4月?日,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举行。中国乒乓球队如期赴日本名古屋参赛,一举荣获4项冠军,使世界乒坛为之震动。比赛期间,中美两国乒乓球队员进行了友好的接触。在这种接触中,美国乒乓球队向中方提出了访华的请求。

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对美国乒乓球队的访华要求,也持非常慎重的态度,在报告上批示:“可以留下他们的通讯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在报告末端,他写了“拟同意”3个字,并将报告转毛泽东审批。

周恩来陪同尼克松一行来到钓鱼台国宾馆,邓颖超早在宾馆等候。周恩来把尼克松、基辛格的白宫人员安排在18号楼,又将罗杰斯和美国国务院官员安排在6号楼。尼克松由此看出周恩来非常熟悉美国国情,对美国白宫和国务院之间奇怪的相互制约和平衡了如指掌。

周恩来陪尼克松检阅三军仪仗队后,同尼克松同乘一辆防弹高级红旗轿车,直驶尼克松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

苏联武装挑起珍宝岛流血冲突后,美国白宫的尼克松作出了调整对华政策的大动作。而苏联则由于发动珍宝岛之战,把自己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中,它更怕美国利用中苏矛盾来对付自己。

为此,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就美国乒乓球队要求访华的问题,给周恩来写了报告,认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主要是因为美国乒协坚持奉行“两个中国”的政策,前不久就支持台湾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参加国际乒联。

1969年1月,尼克松在他的总统就职演说中说:“我们寻求建立一个开放的世界一对各种思想开放……在这个世界里,国家无论大小,他们的人们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

1972年2月21日11时30分,一个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时刻。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乘坐他的专机“空军一号”来到中国,开始他的对华访问。周恩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身份,亲自在北京机场迎接。

1969年9月4日凌晨,差不多与越南公布胡主席逝世消息的同时,以周恩来为团长、叶剑英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星夜兼程前往河内吊丧。

熟谙外交之道的周恩来立即在电报上批示:“尼克松想采取对巴黎谈判办法,由基辛格秘密接触。”

乔冠华负责到首都国际机场送行。车子开动了,乔冠华和基辛格同乘一辆红旗轿车。两位外交家不知不觉聊到了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时间问题。

11月5日,周恩来会见来访的埃德加·斯诺时,再次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会谈的关键。他指出:“中美谈判从1955年开始到现在,没有解决什么问题。若要解决问题,现在就要谈台湾问题,就是美国武装侵略和占领台湾及台湾海峡。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他声明:关于台湾,我们谈判的态度和方针不会改变,应该改变的是美国政府。我们的大门是敞开的。周恩来同斯诺的这次谈话,同年12月13日,意大利《时代》周刊发表了斯诺撰写的《同周恩来的谈话第一部分》。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谈舌开始不久,就对斯诺说:“我看你发表跟周恩来总理的谈话比较好。同我的不要发表。意大利杂志上的一篇我看了,我是看从外国文翻译成中文的。”在周恩来会见斯诺后的第9天,即11月14日,就在尼克松再次托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转达口信的时候,周蛩来对叶海亚·汗表示:“因为尼克松通过阁下转告的是口信,我们也应该通过阁下口头回答尼克松总统。阁下清楚,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中国政府一直愿意以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谈了15年还没有结果。现在,尼克松总统表示要走向同中国和好。如果美方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这就是我们的口信。”

周恩来的举动和谈话很快通过美国人自己传到了白宫。这回尼克松和基辛格终于明白了中国式的外交艺术。基辛格认识到,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安排在人民大会堂,与不久前将斯诺安排在北京天安门相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后来作了这样的评论:“这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代表作。”

经过反复商谈,基辛格接受了中方关于联合公报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美方的修正方案和补充意见。双方终于就公报草案达成了初步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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